我院科研基地开展2019年暑期实验技术培训暨公共平台宣传日活动

各类社会主体在治理中各有优势且存在合作、竞争、冲突等复杂关系，需要统筹考虑各自角色并将其关系予以定型化。

譬如，电子表决器的应用可以很好地保障秘密投票原则的贯彻落实，同时可以降低选举工作的运行成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的主体特性得到了进一步丰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参与者、实施者和推动者。

按1791年法国宪法的规定，当时法国2600万人口中约有400多万为积极公民。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必然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进步，由此推动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剧烈变化，最终导致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特别是特定国家和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质民主依托新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让社会主义民主主体的人民直接参政议政，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提升直接民主可以有效运行的制度空间。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关键是要通过制度化的手段来有效和精准地界定作为社会主义民主主体的人民存在的制度形式和享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体身份的人民群体的具体范围，当然，不能仅停留在抽象和不特定意义上的人民群众。

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就意味着上述人员除了不享有《共同纲领》中规定的人民可以享有的政治权利之外，其他权利并没有被剥夺，特别是作为自然人的基本生存权仍然得到了肯定。它还能对部门法学进行解剖式观察，洞悉其知识和方法上的局限，从而保有反思和修正的可能。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首先就需要对法治范畴的内涵进行创新发展。因为法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引领性、支撑性作用，全面依法治国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价值。在行为规律上，现代法治主要反映生物人（自然人和法人）属性及其行为规律，而新科技时代的法治主要反映生物人/数字人的双重属性及其行为规律。应当基于对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实践的归纳、总结和反思，在一般理论的层面上来对法学基本范畴的内涵进行重构，使之既具有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性、时代性，又具有理论效度意义上的普遍性和一般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指的是民主的主体、参与的内容、覆盖的范围和民主的流程都要全面。以德国法学为例：德国学界在继受罗马法的基础上对罗马法进行了科学的概念加工和体系构建（潘德克顿学），继而通过罗马法而超越罗马法，先基于私法学知识提炼出一套一般性的概念和原则，复将这套概念和原则迁移于公法领域并进行调适（如耶利内克的一般国家法学），从而成为所有法学分支学科的总论。

另一方面，也要高度警惕与我国基本政治立场和政治体制存在紧张关系的外来思想元素。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时，第一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另一方面，法治范畴必须被放在关系的视角和发展的视角下来理解。就像张文显教授指出的，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要把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结合起来，打造既有深刻思想内容又有精湛结构的思想芯片。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已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没有大批原创性概念、范畴，缺乏建构法学知识体系所必需的创新性、范式性的核心概念和基石范畴，所谓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不过是空中楼阁。从历史进程看，人类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中国学者还在法律关系的客体类型方面进行了重要创新，形成了超越苏联法学的四分法，即物人身精神产品和行为结果。

这首先是一个重大政治判断：新时代意味着党史和新中国史上的新坐标。它是一种普遍性、一般性的理论，是可以与旧法学基本范畴相竞争且可以对其他国家发生影响的新时代理论体系。

但从性别这一分类标准而言，也应符合没有交叉和穷尽全集的要求。换言之，对于从根本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代法治普遍观念相抵牾的传统观念，应当坚决摒弃。

一言以蔽之，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之道、中华文明之根和国外优秀法治文明之器结合起来，方能成功铸造中国法学自身的自主知识传统。这种创新或许部分源于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人体器官移植的社会实践。按照苏联法学的观点，法律关系是社会关系与法律规范相结合之产物，具有两个特征：一是社会性，法律关系的根源是物质生活关系，归根到底要受物质生活关系的制约和决定。唯需注意的是，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需要对当下法治实践予以归纳、需要汲取现实经验，这不意味着可以从经验直接上升为理论。进入专题： 法学 自主知识体系 。有学者曾明列两者在诸多方面的不同：在环境条件上，现代法治立足于物理空间，而新科技时代的法治立足于数字空间（虚拟/现实的双重空间）。

承担起诸法教义学之总论角色的，就是一般法学说。二、意义：法学基本范畴作为法学知识体系的底层架构之所以说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会涉及法学底层逻辑的变革，是因为无论从法学的历史发展还是从自身逻辑看，法学基本范畴都构成了法学知识体系的底层架构。

由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得以保护，民主制度的建构得以展开，以自由和民主为核心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得以塑造。这体现为：一方面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的改变。

作为法理学的组成部分，法学基本范畴在性质上也同样具有普遍性。所以，中国特色和中国主体性只表示我们的理论学说在作者身份和内容属性，而不意味着它们只能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更不意味着它们只限于中国疆域发挥效用。

此时取决于对现代化一词的理解：如果将现代化理解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进程，即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程，那么法治与有历史终结点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同构的。可见，正是一般法学说所着力构筑的法学基本概念构成了近代法律科学中跨越诸多部门法学的通用语汇。从法学学科体系看，法学基本范畴构成了近代法律科学的通用语汇。因此，至少在这类社会关系中，既有的法律行为概念面临解体之虞：法律行为可以只是一种纯粹程式化的宣告，是根据（外在）表示的内容获得相应法律效果的行为。

而这种法律科学的传统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发展起了一套大体自我圆融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制度治理层面而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遵循。

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基本价值应当得到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尊重，并将其内化为基本范畴的价值根基。

理论工作者对法治实践的归纳，不仅要总结法治实践的外在面向即经验，也要阐释法治实践的内在面向即价值，并且要在两个面向之间实现反思均衡。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发力，多层次入手。

如当代的法治范畴就可以充分吸纳古代律的内涵（强调准绳均布，即现在所说的规则之治），只是还需补充限制权力和保护权利等内容。虽然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法治思想，但也存在与现代法治精神不匹配的观念。一种观点是，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方式自古有之，传统法治与现代法治尽管存在差别，但其实反映的是法治的不同版本。法治体系范畴的原创性显而易见：一方面，它是法的统治在法律的价值层面、事实层面和形式层面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工程，使得法治建设的中心工作从静态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转向动态法治治理体系的建构。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强调了过程性这种民主的内在要求，真正解决了过去过于强调选举的民主性所造成的国家权力运行的诸多环节人民不在场的情形，通过人民的广泛参与和有效监督，来保证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始终处于人民民主治理的框架中。尤其是，法治实践是一种价值内置的活动。

与此不同，新时代的中国法理学可以在静态视角之外，构筑起以另一个一阶范畴法治为核心的动态意义上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概念、范畴是认识的结晶、知识体系的元素，是衡量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尺度。

实施阶段在出现一定法律事实时抽象行为模式具体化为特定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形成法律关系。就此，有论者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持续民主、真实民主、广泛民主、协商民主四个法治向度。